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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里克·伊兹拉莱维奇先生(Erik izraelewicz)生于1954年,经济学博士。北京不会重复东京的错误,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学英语!对于中国来说,2008奥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它的新面孔的机会。到2008年,将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整30周年。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,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,正在飞向第一世界——工业大国的世界。在1964年奥运会时,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刻的孤立主义痕迹。而2008年奥运会时,本地区的另一帝国——中央帝国——将尽一切努力,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,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。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,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。中国成了时髦,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。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,宣示着本世纪初、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: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,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。1973年,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·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——《当中国觉醒的时候》。如今,巨龙已经觉醒,高高矗立在那里。还有一些人,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·布伯里,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《中国人的世纪》一书。现在,这些预言都应验了,并且早已开始。事实上,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,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。268新葡京今年4月,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,其间,《参考消息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科技日报》、新华网、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,中央电视台《今日关注》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《当中国改变世界》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。

268新葡京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遗忘的一隅,当地一家采矿公司的400名雇员还没有回来工作。2003年,他们所在的埃沃达克矿业公司打了一场官司,结果败诉,矿工们其实也并不曾抱有幻想: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矿厂已经遭遇了这种关门的命运。还有人告诉他们,世界冶金业的生产能力依然过剩。美国总统布什本人也规劝西方的工业家们,要清理门户,言下之意是关掉一些厂子,铁矿石开采得太多徒劳无益。然而随后不久,突然之间光明乍现!这400名矿工被邀请回厂,而且越快越好!中国人很现实,如有必要,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。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,他们就是这样干的。而在芯片战中,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,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。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%的增值税,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%。7月,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·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,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,有鉴于此,美国也撤回了诉讼。中国对“美国制造”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,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。在美国对华出口中,半导体位居第3(每年超过20亿美元)。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,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。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,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,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。40年来,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——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,自称为“鲸骨之山”。然而眼下,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,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。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,可是根本找不到!

与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一样,中国今后也得为其石油供应的安全操心了。它自己的油井趋于干涸,而需求正在爆炸,如汽车的销售量就日甚一日。中国也热衷于推动其他能源的开发,除核能外,中国还寄厚望于天然气。从现在起到2020年,天然气在整个国家能源供应中所占的份额要从3%上升到10%。国家在天然气建设方面投入巨资,例如,它将铺设一条长达4,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,相当于万里长城总长的三分之二。这项工程起自大西北的新疆,目的地为上海,计划在2007年竣工,输送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(占全国实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)。从现在起到2020年,中国计划总共铺设5万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!旧纸、废塑料、废铁……对中国这只饕餮来说,今天什么都成了好东西。国家的工业化引发了真正的需求爆炸:到处都要购买金属、能源、农业和工业的基础产品。为了建设道路、桥梁、港口、城市和工厂,中国需要大量的木材、混凝土、钢、铝、镍、锌和其他金属。为了让它的电站和工厂运转起来,让火车、飞机和汽车启动,中国需要充足的汽油、铀、煤炭和天然气。为满足新出生的消费者,中国对小麦、大豆、牛肉、棉花、黄金和白银的胃口也变得日益贪婪。2003年12月,对胸罩设置配额限制;报纸和电视对剽窃、偷取工业产权之风大加挞伐;2004年3月,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递交了一纸诉状,控诉中国对美国生产的“芯片”——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等——采取了不可接受的关税歧视;同年6月,美国对中国的木床和木制柜子行使特别关税权……面对敌手,美国加强了火力,上述几项案例就是明证。最近10年以来,华盛顿开展了一场针对中国盗版行为的真正的游击战,控告该国不守贸易游戏的规则。但连续几届政府,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,却一直小心翼翼,竭力避免使这场游击战扩大为真正的正规贸易战。一方面,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反击的武器,另一方面,也是因为两国的利益联系如此紧密,以致一损俱损。268新葡京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。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,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,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。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,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,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。在20世纪70年代末,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,农业占据主体,而且完全自我封闭。邓小平先生则提出,要建立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,建立一个工业大国,而且实行对外开放。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、由农业到工业、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。

中国工人的工资固然较低,但其生产率亦普遍低于法国和美国同行。不过,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经验的引进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,这使得中国工人的效率不断提高——目前的生产率正以每年6%的速度提高。美国人还喜欢揭露他们认定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倾销行为,比如货币倾销,即汇率定得过低;又如社会倾销,指中国的劳动条件太不人道;金融倾销,指中国企业从国有银行取得了优惠贷款;还有低价倾销,指责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。就像它经常对欧洲进行指控的一样,这其中有些肯定是真的。但是,就算这些因素都被排除掉,也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,因为中国人的工资优势实在太大了。通过这几个例证,人们可以看到,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,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,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,那将是十分危险的。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,尚不需要动用将军。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。当然,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,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,但至少在50年以来,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。相反,在人民中间,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。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,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。目前,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。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、更大规模的失衡。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,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,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。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。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。在美国国内,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——工薪阶层、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。他们提出了相同的口号,撒切尔和邓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·吉佐的号召:“富起来吧!” 。1979年,他们向各自的国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。前者在当选英国首相以后,坚决地使国家从经济领域大规模退出。她采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国有化政策,并深刻地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。从英国开始,这一潮流很快扩展到她的老朋友——罗纳德·里根——的家乡美国,然后缓慢但同样有力地影响着“老欧洲”国家 。埃里克·伊兹拉莱维奇先生(Erik izraelewicz)生于1954年,经济学博士。

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,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(从麦当劳到家乐福,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),这些都证明,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,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。从1978年开始,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%!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,要知道,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。过去25年中,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——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。1978年,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:出口很少,进口也很少。25年之后,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:产品遍及世界各地,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。在毛泽东时代,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.5%,现在则是22%!这个梦、文学家笔下的梦,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,其实有点噩梦的滋味。人们不由得担心,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、农场和试验室,全球所有的工业、农业和科研都要集中到中国。通过这部小说,人们更是发现,中国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养老院。它拥有同样的王牌,可以出演这一仁爱的角色,那还是凭借它大量的劳动力“后备军”。这些人随时准备为很少一点报酬而工作,可以向富国的老人提供廉价的个人服务。在这一领域,中国同样具有可怕的竞争优势。在某些地理上比较接近法国的贫穷国家,例如马格里布地区,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。如果中国进入这一领域的话,那就像工业和研究领域一样,其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相当多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曾经预言,服务业是发达国家里不会被转移出去的就业领域,他们的看法将很快被事实所否定。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,就业机会可能还没有转移出去,但他们的顾客却要流失了!生产电视机的TCL、制造电信设备的华为以及家电龙头海尔,它们目前在西方大众中的知名度还不高,中国首批跨国公司的身材尚不够高大。但它们是先遣队,紧随其后的则是发往世界各地的大军!实际上,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,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很明确,像东京和汉城当年做的一样,北京想很快向世界舞台推出几位“全国冠军”。为此,中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办公室,负责“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”,其目标就是尽快将50棵企业苗子培植成世界500强。为此,中国政府选择了200家企业作为培养对象,它们分布在许多行业,如建筑、钢铁(宝钢)、汽车(上海汽车集团)、保险(中国人寿保险公司)、啤酒(青岛啤酒)等。它们的选择不带宗派色彩,不分国营民营,散布于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地。纯属经济幻想吗?可能是。不过它也是一种表述方式,其核心意思是说,今天,21世纪初,中国尚在依赖其“天然租金”(众多的低素质、低工资的劳动力)为生,正在重新调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地理分布,但是,谁也不应认为中国会止步于此。显而易见,中国已下定了决心,好好利用这笔租金来谋划未来。它将要提高自己的劳动力素质,准备不受任何约束地参加到基础研究的行列中去。它还决心在世界上占据与自己人口比重相称的地位。人们由此应该想到,中国的崛起很快就会在全球引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深刻变化。

今天,“中国制造”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,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“德国制造”,50和60年代的“日本制造”,以及70和80年代的“台湾制造”,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。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,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,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。这些冲突将迫使俱乐部的新、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: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,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,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。如同一些爱好音乐的经济学家所言,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。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,驶出涡流区以后,新、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,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乐部的扩大获利。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、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。整个20世纪的历史、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——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“黄祸”威胁的人放心。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: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,可一旦涡流过后,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。看起来,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,难道不是吗?可是,著名的理论权威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·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。数十年来,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,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《经济展望评论》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: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摇?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,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。实际上,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,我们需要反躬自问,在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,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?268新葡京2004年秋,爱丽舍宫,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(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“汤姆逊”)来了,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。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,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。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,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,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,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·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,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。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。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,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,但后来成功自救,重新完成了学业。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,他刚好24岁。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,1982年,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。当时,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,使他得以起步。从磁带盒起家,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。在中国市场上,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。随后,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。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: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,立即大获成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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